以色列作为一个面积仅有两万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的中东小国，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威胁重重的现实安全环境促使以色列将“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作为其一贯国策，极其重视国防建设和军队改革发展，走出了一条“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质量强军和兴军之路，使昔日地理上的“袖珍小邦”变成实力上的“超级大国”。

    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军事战略和作战指导思想

    长期以来，以色列都奉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进攻型”安全战略，坚持“先发制人，境外御敌，寸土不让”的战略方针。以色列新版国家安全学说突出“战败即亡国、积极防御、重视运用威慑避免战争、速战速决”四项基本原则，打造一支反应快速灵敏、完成多样化任务、具备极强进攻性的国防军，成为其军事改革的目标。

    为此，以色列形成了以“进攻性防御战略”为核心，并辅之以“核战略”与“常规战略”双管齐下的战略布局，指导军事改革顺利推进，建立起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超级”国防力量。

    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高效军事行动，包括1981年以色列空军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1982年6月清除在黎巴嫩的巴解武装和叙利亚军事力量；1985年10月，以空军长途飞行2400公里，3分钟内摧毁了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总部。这些行动对周边敌对性国家产生强大震慑，确保了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

    纵观世界各国军队，大概除了美军，当属以军最忙最累。随着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其对手也转变为形形色色的以真主党、哈马斯为代表的小股武装组织。与当年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军相比，眼下以军要对付的尽是些飘忽不定、“不按常理出牌的”游击队和恐怖组织。他们要么化整为零，伺机偷袭以军哨卡和边防巡逻队，要么在边境地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以军多次“不胜其扰，怒而兴兵”，但收效甚微。

    作战对手的变化使以军必须重新规划任务模式，对现有国防和军队体制进行科学改革。自1982年黎巴嫩战争之后，以色列先后针对巴解武装、真主党和哈马斯实施了4次较大规模军事行动。通过这些军事行动，以军不断革新作战理论，以适应不同作战任务需求。其军事理论最终由传统的野战条件下的大规模陆空联合作战转变为现代城镇环境中的高精度联合作战。

    以任务需求为牵引建立符合本国特点的领导指挥体制

    “精干合成灵活多能”的国防军，“全民皆兵、快速反应”的国防动员体制和预备役部队，“得力高效”的情报系统，成为以色列国防体制的“三大支柱”。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就不断对以“三大支柱”为核心的国防力量体制进行改革完善，以有效应对历次战争和局部危机。特别是近年来，以色列不断进行国防领导指挥体制的改革，以适应当前及未来军事任务的不同需求。

    从1999年起，以国防军即开始对其结构进行调整改革，并制定出优先顺序，以加强常备部队作战能力、增强空军实力、加强情报能力和强化最大的火力效能为基本目标。

    首先是成立陆军司令部。1998年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陆军总部，陆军各兵种直接接受总参谋部领导。陆军司令部成立后，陆军各单位并入其下，接受总参谋部领导。但陆军总部仍不同于海、空军司令部，它只有行政管理权，负责对陆军部队的日常行政管理和建设发展，而并没有作战指挥权，陆军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属于三大战区司令部。

    其次是有计划调整各军种编制结构。空军从2004年起，削减20%，裁撤了至少5个作战中队。同时，积极发展以军用卫星为重点的航天计划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其纳入空军体制编制之内，使空军司令部成为真正意义的空天司令部。

    然后是调整地区司令部职能。目前，以军地面部队划分为北方、中央、南方3个地区司令部，主要任务是防范本区域内邻国传统的进攻。近年来，由于传统安全威胁逐渐消退，而恐怖主义、突发事件以及小规模冲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各战区司令部职能同时进行相应调整。最近几年，根据形势任务变化，以色列开始推进论证新的改革方案：东线威胁消除，拟将西岸和加沙地区统一由一个地区司令部负责；裁撤南方司令部，由陆军司令部负责本地区防务；成立战略司令部，强化陆海空天联合作战能力。

    此外，高水平的情报体系成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它主要由“摩萨德”(情报和特情局)、“辛贝特”(国家安全总局)、“艾曼”(军事情报局)等机构组成。针对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的现实，以色列当局全力打造以“摩萨德”为代表的强大情报系统，主要担负在海外收集情报、阻止敌国研发非常规武器、阻止恐怖组织袭击核心目标，并与他国建立特殊情报联系。完备的情报系统能为高层决策和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有效的情报信息支撑，并做出快速反应，充分体现了以色列的军事战略需求。

    健全“全民皆兵、迅速动员”的国防动员体制

    以色列的建国史就是一部战争史。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数小时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在长达15个月的战争中，以色列利用四周的停火期，不断进行力量补充和动员，挽回了初期力量不足、接连失利的被动局面，转劣势为优势。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深刻感受到国防动员的重要性。

    自20世纪50年代起，以色列把战争动员体制作为国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特别重视，进行了重点建设和改革。1959年，以色列第三届议会审议通过实行“全民皆兵、迅速动员”的国防体制。1973 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叙军队对以色列发起了突袭，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以动员近40万预备役部队参战，最终反败为胜，这场战争全面检验了以色列国防动员体制的有效性。

    由于国小人少，兵源缺乏，不可能保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因此，以色列坚持发展全民武装体制，大力加强预备役部队建设。这使以色列在平时只保持一支17.6万人的精干常备军，而战时则能迅速地把60多万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官兵送上前线。

    以色列军队从总参谋部至作战部队中都设有动员征召中心，地方各城镇则设有军事中心和委员会，负责动员、征召预备役人员，大的城市设有两个以上军事中心。师动员中心是以军预备役动员体制的核心，每个动员中心可在4～6小时内动员4000～16000人，动员1个成建制装甲师只需要24小时。

    为保证国防动员体制的顺利运行，以色列相继出台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最主要的是《兵役法》和《国防法》。法律规定，以军每年征兵3次，公民年满18 岁必须服兵役(除非是犹太裔女性和阿拉伯裔男性)，男子服役36个月，女子服役24个月，确保将当年90%适龄男子和50%以上适龄女子征集服役。之后将转入预备役，预备役每年都要征召服役，接受军训。

    以色列坚持以预备役部队为骨干，以常备军为主体的力量结构模式，实行预备役部队与现役部队“同步建设、同步发展、同步动员使用”的制度。目前，以军现役与预备役兵力之比约为1∶3.2。以军对现役和预备役部队进行了明确的职能划分，现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平时向国防军的预备役部队提供训练有素的骨干，战时阻止和迟滞敌军进攻，为预备役部队投入作战赢得时间；预备役部队则是作战的主体和战争的主力，并非现役部队的附属品。

    除预备役部队，以色列还建立了如“加德纳”、“纳哈尔”、边防警察部队和民防队等准军事组织作为补充，担任服役前教育训练、边境守卫以及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任务。以色列的国防体制是独一无二的，它几乎将全体公民纳入防卫组织，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全民皆兵”，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潜力。

    “军民融合”打造出“小国大军工”的完备科研军工体系

    1967年“六五”战争前，法国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促使以色列领导人痛下决心加强国防工业。以色列政府加大对国防工业的投入，加强了与美国等国在联合研发先进武器系统方面的合作，这使以色列能够分享世界最新军事科技成果，对其国防工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以军的主要武器系统中，国产的份额越来越大，自行研发和生产的武器大大提高其军备自给水平，形成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军工生产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以军工企业有250多家，涌现出包括以色列军备发展局、以色列飞机工业集团、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拉法尔公司等十几家规模巨大、举世闻名的军工企业。

    同时，以色列也发展成为世界军火销售大国，每年军火销售额达15亿美元，占全部工业出口值的1/3。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以色列开始重新审定国家防务战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大力量扶持大型军工企业，开放军事工业的经营主权给公司企业，以企业运作管理代替中央行政集权治理。在充分挖掘本国军工企业最大潜力的同时，以色列采用许可证生产、购买专利、共同研制、合作生产等方式，加强与美、英、法、德等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国防高科技在许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如与美国弹道导弹防卫组织联合开发“箭”式反导弹系统、与德国蔡司公司联合开发飞机激光定位系统等。

    由此，以色列建立起国有、私有、合资军工企业并行运转，门类齐全、种类多样的国防工业体系，由政府和国防部共同管理。国营军工企业由国防部领导，是国防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政府对于一些重要的私营军工企业也进行投资，使之成为合办企业。坚实的技术基础与良好的融资环境为以色列军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以色列因此走出一条“独立自主、联合研发、仿造改进、外援引进、军民融合”的独特的复合式军事工业发展道路，使得其军事工业水平不断跃升。

    以色列研制生产的以无人机、预警机、航空电子设备、地空导弹为代表的武器装备性能甚至超越了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以色列通过建立强大的军工体系，为国家和军队发展提供了可观的物质财富和装备技术保障，并加速了军队体制编制和规模结构的改革完善，促进了军队整体战斗力的全面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