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永亮，陆军工程大学指挥控制工程学院

进入后信息时代，随着网络中心战实践的不断深入，美军为摆脱“信息超载，知识缺乏”的困境，实现从信息优势向知识、决策优势的转化，于2004年在“网络中心战”理论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知识中心战”（Knowledge-Centric Warfare，KCW）的概念。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美军虽然不再提及“知识中心战”的概念，但其在知识中心战中一以贯之的理念并没有变化：强调在提升网络技术能力同时，重点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知识运用，旨在通过利用信息、通信等技术手段并全面推进知识管理这一战略举措，在网络、知识泛在化的智能化战争中形成超越对手的知识优势。美军认为，未来从网络中心战向知识中心战转型，可以帮助美军赢得未来战争的全谱优势。

一、美军提出“知识中心战”的动因

（一）适应未来知识战争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美军军事信息网络特别是GIG、JIE的快速发展，网络中心战确实给美军带来了关于战争认识的革命性转变。然而，美军认为，网络中心战构建的“由硅和钢铁组成的复杂技术奇迹，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军事家克劳维茨所说的战争的激情。”伴随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战争已悄然登上历史舞台。正如资源经济时代孕育了机械化战争一样，作为生产方式在军事领域的映射，知识已成为部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因而知识经济时代造就了“一枚弹着点误差以公里计算的飞毛腿导弹，只需加装一个价值几千美元的小型导航接收器，就可以使其成为智能化武器”的奇迹。当前，知识战争正从军事思想、战争样式、体制编制、力量建设、指挥方式等方面深刻地改变着战争的面貌。美军认为，知识战争时代，通过提高作战人员对作战思想、战争工具、武器装备运用的广泛理解和认知，将“知识”更多地整合到部队中，可以使美军更加高效地应对外部日益复杂的军事威胁，不仅在正规战争，而且在反恐战争中赢得胜利。

（二）提升应对不确定性威胁能力的迫切需要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资金投入的紧缺、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以及缺少真正强有力的对手等因素，都对美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军认为，未来其军事力量正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将面临着不确定、无规律和非对称的威胁。其主要表现在作战对象不仅有国家，而且有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出现了恐怖与反恐怖、破坏与反破坏、颠覆与反颠覆、游击战等非常规作战样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可能没有优势，有时甚至处于劣势，“9.11”事件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知识中心战将网络中心战的核心概念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开始重新关注战争中人的因素，聚焦于人知道什么？如何知道？为此，美军提出，未来知识中心战必须首先从思想上做到从“需要了解”向“需要共享”转变。这要求未来作战人员不仅能够借助信息技术的成果，更要充分利用人类的知识创新能力，形成超载对手的知识优势。美军认为，只有将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具备适应变化的“学习型组织”，才能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军事威胁。

（三）满足达成军事行动敏捷优势的现实要求

敏捷优势意味着，作战人员不仅能够更高效性地理解并利用信息，先于对手掌握情况并做出反应，更加强调“利用占据优势的知识获取能力来准确地瞄准敌方力量重心、薄弱环节、关键链接和节点，进而动用军事力量在敌无法进行对抗的维度和方向上，采取同步并行的方式，达成‘发现即摧毁’的效果。”敏捷性优势的内涵正体现了“知识”本身在促进个体认知水平和群体认知趋同度的显著效果。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发现，“敏捷优势”的形成不仅需要网络支撑，更需要基于知识的高度自同步行动。鉴于此，美军在发展知识中心战过程中，强调实现未来作战体系应由信息中心战（Information-Centric Warfare，ICW）条件下信息“边缘化”，向知识中心战条件下知识“边缘化”的转型。美军期望借助其形成的知识优势实现“在小规模突发事件中，用一周左右时间决定战局；在大规模战区战争中，用大致相同的时间占据战场有利形势”的目标。

二、知识中心战概念的提出、发展及其内涵

（一）知识中心战的提出及其发展

自美海军1998提出“网络中心战”以来，该理论作为美国防部实现《2020年联合构想》的主要指导思想，已被美军广泛接受。然而，美军在不断探索实践网络中心战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是“获取的信息数量持续增加，但关键信息处理、分析与分发能力不足”，指挥决策人员在海量情报信息面前，经常面临着“饿汉吃自助餐不知如何选择”的窘境。美军越来越认识到：战场信息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指挥员所获得有效信息的必然增加，相反，无序的信息资源不仅无助于信息的使用，反而会加剧信息增长与使用的矛盾。这一结果导致其拥有的信息优势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决策优势、行动优势，甚至“干扰决策、影响指挥、分散通信。”

美军认为实现向知识中心战转型，能够帮助其赢得知识优势。知识优势意味着：在战前，能够增加战场空间人员和信息系统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源，获取远远超越对手的可持续竞争力；在战中，能够实时地提供给指挥人员为加速决策过程所需要的“知识”，极大地提升决策质量以及有效地钳制了敌人的行动企图。”因而，美军诸多军事领域专家相继提出从网络中心战条件下的信息中心战，向知识中心战转型的战略构想，旨在促进其作战体系建设重点由物理域、信息域向认知域和社会域拓展。2004年，美国空军实验室信息委员会航空航天战略规划专家保罗·菲斯特（Paul W.Phister）博士发表了题为“对未来指挥控制的影响：知识中心战”的论文，之后在美国2005年召开的航空航天会议上发表了“战争的下一个阶段：信息和知识中心战”论文，系统地阐述其“知识中心战”的观点，引起了美军关注。2006年美军正式出台了《知识中心战》白皮书。2007年时任驻欧盟的美空军司令霍宾斯（Tom Hobbins）上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第六届战场空间信息年会上，将实现向知识中心战转型作为其报告的核心。他认为，美军未来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处理、利用并管理信息上，包括信息的发现、传递、融合、存储，以及有目的地利用等方面。这一判断，源于他深入分析了美军“沙漠风暴”行动以来，在缩短从定位、跟踪、瞄准、摧毁到评估目标这一“杀伤链”（F2T2EA）取得的重大进展[①]。最终，霍宾斯指出，未来美军通过向知识中心战转型，能够实现对大量情报信息的共享、融合和呈现，弥补从信息到知识的“知识缝隙”，以增强美军理解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进而确立和保持美军航空、航天和网络空间的优势。

进入21世纪，美军在对“知识中心战”思想的探索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未来打赢知识战争，固然需要更进一步地发挥计算机网络的社会和技术效应，但“最终还必须依靠提高网络使用者的认知能力。”由此，美军开始从“人、技术和过程”多方面着手，建设“以知识为中心”的部队。美空军率先提出通过发展诸如地面移动网关技术、远程作战视频增强接收机、通信机载层扩展网关和快速攻击信息分发执行中继节点等更具灵敏性的网络技术与平台，以支持空军实施“以知识为中心”的作战行动。相比于空军关注技术能力的提升，自21世纪初美国陆军开始全面推行知识管理活动这一战略举措，以提升部队的知识获取和运用水平。美军陆军出版了FM6-O1.1陆军知识管理条令，该条令提出的大多数原则，都旨在阐明陆军部队如何综合运用“识别、检索、评估和共享”等知识管理策略完成多样化的军事任务。同时，美陆军通过开通国防知识在线（Defense Knowledge Online，DKO），为各级作战人员提供日常战备和战时的知识搜索与查询服务。美海军也意识到，21世纪的海上力量只有更加依赖于由网络提供的知识优势，才能应对未来巨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继续依赖于20世纪支持美海军向网络中心战转型的“部队网”（FORCEnet）[②]，更需要基于FORCEnet的信息处理、管理和表示方法的转型。美海军一方面，基于“部队网”实现对作战人员、传感器、网络、指控系统、武器平台的集成，另一方面，培养FORCEnet的知识管理员，作为网络信息和知识资源的战略筹划和高效利用者，并使之成为FORCEnet体系结构中“人-机接口”，最大程度地发挥“网络使能”效应，使之成为指挥员决策的得力助手。

（二）知识中心战的概念及内涵

跟踪美军知识中心战的提出、探索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知识中心战是以信息优势为前提，以全面网络化为支撑，以知识的形成、共享和利用为重心，以联合部队能力为依托，以效果为指向，以摧毁敌抵抗意志为着力点，以多维度精确打击为战法，以分布、并行、同步行动为基本形式的作战形态。可以认为，“知识中心战”是对美军“快速决定性作战”和“基于效果作战”的本质表述，是“知识化”的军事人员基于一体化的网络体系和智能化的武器平台，实施的基于态势感知一致性的自同步作战。美军期望通过成功实施知识中心战，帮助军事人员达成对战场态势感知一致性的理解（即达成作战共识），弥补现有信息系统所产生的“知识缝隙”，快速搭建起从“态势空间”到“决策空间”的桥梁，形成超越对手的知识优势，最终赢得未来战争的全谱军事优势。

与网络中心战相比，“知识中心战”关注的重点不只是“信息的获取”，而是更加强调在信息创建与组织基础上，对信息资源的分析、理解与判断，以形成对战场态势的快速准确认知，即真正实现从“创建网络”向“理解资源”的转变。知识中心战行动价值链（如图1），从知识的内在价值规律和外在功能属性上，阐明了数据、信息，经由知识优势转化为行动优势的过程。从这一信息价值链的形成过程来看，知识中心战的实质是以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海量信息占有为前提，以综合处理信息形成有价值的“战场态势感知”为基础，经由对信息的分析、判断、过滤、提纯使之成为面向军事应用的“综合语境知识”为目的，最终实现部队对作战态势的“全知、深知与共知”，最大程度的消除战争“迷雾”（不透明性），克服战争“阻力”（不确定性）。正如美军在其白皮书中指出：从信息向知识的转化，即是实现“从简单的呈现原始数据到提供具有决策质量的关于战斗空间的知识和理解的过程。”不难看出，“知识中心战”的思想是对“网络中心战”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它旨在将“网络中心战”获取的信息优势转化为知识与决策优势，真正揭示了知识优势的价值所在。

知识中心战行动价值链形成过程

三、知识中心战对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启示

美军知识中心战思想的提出及其发展，对我军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既可以驱动我军信息化军事理论、人才队伍、法规标准和体制编制等领域创新发展，更能牵引信息时代我军信息基础设施、军事信息系统和信息化主战武器系统的建设，需要我们有选择地加以借鉴。

（一）军事理论研究从“技术推动论”向“技术与人再平衡”调整

向知识中心战转型，是美军对网络中心战时代“唯技术论”的深刻反思，也是美军在信息时代对战斗力构成要素人与技术重新定位与再平衡的结果。网络中心战时代，美军高级军官中曾有过，“信息时代的战争是没有艺术的战争？”这样的争论。美军认为，大量的传感器阵列和计算机网络互联互通将会把战场感知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易于处理的水平。据此，他们给出如下结论：美军真正的力量——作战人员，将在终极技术的军队建设中淡出战场。然而，在现实中美军发现并非如此。历史大量成功战例充分表明[③]：如果战争指导和战略运用不正确、不协调，战役战术的运用将一无是处，即使及时、有用的信息也几乎没有价值。为此，美军在提出知识中心战思想时一再强调，支持网络中心战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虽能够捕获、存储、传递和处理信息，但它并不能创造知识。分析和综合才能真正地理解信息，形成供决策人员所用的知识。美军在《知识中心战》白皮书中指出：“不管多么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也不能改变战争的本质。”正如克劳塞茨指出：人类的天性、复杂的行为方式、自身的局限性以及身体的承受能力，才能真正主导着战争的进程。因为众多不确定性因素才是战争的主体，不确定性的原因并不在于缺乏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获得信息理解不够或进行了错误的解释。这启示我们，信息化军事理论的研究并不能一味地跟从于网络中心战时代的“唯技术论”，而应紧紧抓住战争本质，重新定位并权衡信息化战争中人的地位与作用，重新重视战争指导艺术的培养，战役和战术思想的运用，战役和战术原则的学习，以及教育、训练、士气水平的提升，以实现信息化战争中“人、技术和作战过程的有机结合”。近年来，美军重新重视“人在回路”的兵棋推演在其第三次抵消战略中的运用，无疑也是这种思想的回归。

（二）作战体系的建设从重视“信息域”向关注“认知域”转移

随着智能化战争脚步的临近，美军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认知域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不仅会降低作战体系的作战效能，在高节奏的激烈对抗战场环境中，认知域的微小差错可能被放大，进而导致重大失误。2009年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为联合作战部队提出了17条指导意见用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其中8条是直接针对军队知识发展和适应能力而提出的。美军认为，网络中心战时代，信息优势虽然能够促进优势的产生，但信息优势并不能自动地转换为决策优势，在决策优势的形成过程中编制和条令的调整、相关训练和经验的积累，恰当的指挥控制手段选择与运用同等重要。这些“编制、条令、经验，恰当的指挥控制手段运用”等都是知识的范畴，依靠人来形成并加以运用。因而，美军积极推进作战体系建设从物理域、信息域向认知域和社会域转移。美参联会2009版的《联合作战基础条令》指出，“美军正处于历史上战斗力最强的时期，但各级作战人员的领导才能、训练水平和适应战争能力仍显不足，尤其是在新的作战能力拓展和现有能力提升方面还不够，其原因在于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作战信息”。有鉴于此，美军指出，“知识优势是其得以顺利取胜的关键”，并将以知识为中心的网络体系、组织结构和文化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些启示我们，当前应加强我军信息资源规范化、军事活动标准化和条令条例科学性等方面的建设与推广，特别是要重视对经实践检验的信息资源、作战规则、决策模型、联合作战指挥标准的积累，为应对未来知识中心战“未雨绸缪”。近年来我军提出并持续推进作战指挥标准化建设，即是基于这方面的现实考虑。

（三）军事信息系统的建设从“信息中心”向“知识中心”演进

网络中心战时代，军事信息系统主要借助态势感知系统获取友军、敌军的位置跟踪信息，并能够融合地理或历史等数据，反映战场态势的变化。随着知识战争悄然登上历史舞台，美军已经认识到“知识”在信息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为了能够在海量的战场信息以及指挥人员的经验中提取知识，共享、管理和利用知识，支持将来的知识中心战，美军认为未来信息系统建设应从“信息中心”向“知识中心”演进。通过系统基于知识辅助人的决策和行动，打破传统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之间的缝隙，形成知识优势。据此，自2008年开始，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就授予国际科学应用公司（SAIC）4200万美元来支持研发“深绿”系统（Deep Green，DG）。“深绿”系统即为下一代“以知识为中心的”作战指挥和决策支持系统的代表。2010年美军装备建设能力白皮书提到，应该开发既是网络中心、也是知识中心的系统，以处理和过滤海量信息，为官兵们提供便于理解和决策的结果。未来军事信息系统应着眼信息中心战向知识中心战的发展趋势，发展更为灵活的“以知识为中心”的指挥信息系统，以满足其对未来战场态势的知识化的感知与共享，对指挥机构的智能化辅助决策支持，以及对作战力量多元化知识服务的需求。正如网络中心战是基于平台中心战一样，知识中心战是建立在网络中心战基础之上的，它关注的重以是如何更好地使用信息网络，以及其中的信息、知识资源，聚焦于战场上的信息使用者与他们的认知能力。美军近年来提出并全力推行“联合信息环境（Joi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JIE）”工程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四）军事人才的培养模式从“知识传授”向“知识管理”转型

知识管理是运用管理及技术手段，将人与知识有机结合，展开一系列的知识资源获取、发现、交流、共享和利用的行为及活动。它通过创造知识共享的行为模式和文化，借助知识应用及创新，力图实现“把有用的知识传送到需要它的人”，充分发挥知识的增值作用。知识管理作为提升军事人员认知能力的有效途径，对于用知识建设未来军队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美军自上个世纪末就着手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全面实施知识管理战略，促进传统“知识教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向“知识管理型”转变，促使在军事组织内部构建起与信息系统显性知识体系有机衔接的隐性知识体系，造就“学习型军官，思考型官兵”。正如美国知识管理专家卡尔·菲拉保罗指出的那样:“知识管理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是为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的新途径。”美军正是通过全面推开知识管理活动，创造了“可以让知识和经验可以很容易地被分享，且能够将知识带到它所需要的地方以帮助做出行动”的氛围，为其打赢未来知识中心战提供了强大的智能支持。

当前，我军的军事人才培养，应积极适应未来知识中心战发展趋势，从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建立管理支撑平台和营造共享文化等方面，实现更广范围、更具深度的知识共享目标。体制机制方面，可以借鉴美陆军设立“陆军知识理管委员会”，海军部成立知识主管（Cheif Knowledge Officer，CKO），出台系列诸军兵种知识管理指南等做法，从顶层设计、人才战略、技术平台、社会资源利用等方面，加强对全军军事知识管理的统筹安排、管控与评估，同时，可考虑将知识管理写入我军条例和规章制度，为知识管理的实施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知识管理平台方面的建设，美军通过创建军种和国防知识在线等军事知识官方门户网站，建立知识管理社区和“事后回顾（AAR）”学习平台，促进军事信息和知识资源的及时、广泛共享。这些启示我们应着眼全局视野对信息系统和资源进行整合，打破各单位自成一统的藩篱，大力推进标准化战略，实现统一的技术平台和标准的运作规程。知识共享文化是知识管理战略的灵魂。美军认为，“知识中心战可以促进了联合作战部队和跨部门之间战略协作的组织级的思考。”提升管理层的知识共享意识，营造组织内部知识共享的氛围，完善知识共享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对培育知识共享文化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Robert Sofge, Knowedge Centric Warfare:An Introduction,2009

[2] Paul W. Phister etc.,Information andKnowledge Centric Warfare:The Next Steps in the Evolution of Warfare,2004

[3] Martin Burke, Commad Contorl andInformatin Systems in the age of Knoledage-Centricity,2004

[4] Joseph Thomas, Transforming CommandCenter Operations. Operational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a Net CentricEnvironment,2004

[5] J.Roy.Knowledge centric view ofsituation analysis,2007

[6] Marion G.Ceruti,Knowledge Management ForCommand And Contorl,2004

[7]Headquarters,department of the Army（USA）.Army knowledeg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technology .2005

张永亮（1982.4-），男，作战指挥学博士，研究方向：作战指挥理论与仿真，智能指挥决策

[①]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一个F2T2EA周期需要76分钟，在1999年的“盟军行动”中需要24分钟，而到“自由伊拉克”行动中只需要8分钟。

[②]美军海军于1999年提出“FORCEnet”概念，其发展目标是在2015—2020年实现完全的网络化，确保美海军在恶劣条件下达成决策优势，它代表着美海军未来电子信息系统的发展趋势。

[③]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源于出众的领导和训练水平而非电报和铁路；1940的德法战争，德国明显的劣势作战平台和技术水平被忽视了，而源于对未来战争的准确的预见和兵力的集中运用、高超的领导水平与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