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伴随着信息技术、传感器、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正迎来新一轮机遇期。渗透至军事应用各个领域，具备指挥高效化、打击精确化、操作自动化和行为智能化的人工智能武器装备，将在未来战场上贡献独特的“机器智慧与力量”。

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当新科技显著提升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新军事变革的发生。美、俄等传统军事强国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未来的军备竞赛将是智能化军备竞赛，并已提前布局，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先机，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正式发布关于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备忘录，这将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在美军军事项目上的应用。俄罗斯也视人工智能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正加紧研制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机器人、组建可与人类战士并肩战斗的机器人部队。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拥有高度智能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甚至被敌电磁、网络攻击后“倒戈反击”等问题，而诸如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更会给智能武器的军事应用带来无穷隐忧。

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军备控制讨论与谈判，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与伦理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而不是让人工智能成为“恶魔的帮凶”。

对这一有望深刻改变未来战争形态的技术形态，我们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更要充分激发其活力。从军事变革史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谁具有技术变革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控制打赢未来战争的制高点。对一支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核心能力和国家安全等危机。

今天，面对科技发展之“大变局”“大突破”，我们应从设计战争、掌握制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取打赢未来战争主动权。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搞好战略规划，突出智能化的目标牵引与规划主导，密切跟踪前沿技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