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数字技术在防疫、生产、生活、学习中得到大量应用，为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复工复产、民生保障等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经济缓冲的“韧带”、政府治理的“助推器”。

基于数字技术支撑的城市“大脑”建设，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体现，更是管理理念创新、治理能力的体现。此次数字战“疫”过程中，沿海有些地方“智慧城市”优势表现得尤其突出。此前,个别地方在某些事件面前暴露的信息公开、舆情监测、数据孤岛、物资调配等问题，对城市治理能力形成了重大考验。

同时，城市管理、社会服务领域多年来暴露出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城市病”，反映出一些城市治理存在“短板”，亟需通过“聪明”的城市“大脑”进行有效治理。

当前，应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为载体打造“城市大脑”，提高“数智化”、精细化水平，实现技术创新和治理升级。智慧城市基于信息化又高于信息化，不简单等同于过去信息化系统的叠加，而是对技术、运营以及管理理念的重塑。发展智慧城市需要改革深层体制机制矛盾，破除信息壁垒、利益藩篱，从分散的“数据大”走向集中的“大数据”。

同时，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倒逼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的更新，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产业布局。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强政务、医疗、教育、交通、治安、环保、市场监管、社区管理等公共职能的协同支撑，形成全覆盖、网格化、安全、共享、敏捷的数字化治理系统。

智慧城市不能“一哄而上”，投入不能走传统信息化和基建的老路。政府部门不宜大包大揽，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同时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支持，形成多元合作、持续发展格局。

客观来讲，新型城镇化仍有巨大发展空间，传统基建仍有一些“短板”，应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起融合规划、协同发展。政府做好顶层设计、规则制定，只投入公共性强、带动效应强的核心数字化基建设施，如涉及公共利益的数据中心、智慧医疗等新型领域。同时，应更加充分地利用市场的资金、技术、运营、管理、人才优势，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强政企深度合作。

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抓手，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优化城市治理效能。要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向市场和社会简政放权，提升媒体、公益性组织、社会自组织等多元主体的自治力、协同力。

同时，智慧城市建设要切实提升治理效率，为基层赋能、减负，为民众提供更便捷、精准和人性化的服务。在此过程中，仍需发挥基层治理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朝阳群众”“石景山老街坊”等做法，逐步将群防群治体现在大数据支撑上。通过完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协同治理机制，更好造就城市“超强大脑”，让城市治理更加“聪明”，实现收放自如，进退裕如，推动城市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