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这次全会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盘子，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我军迈上了改革强军的新征程。习主席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在党的领导下，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路走来，改革创新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创立了一整套建军原则制度，在战斗中建设成长，由大刀、长矛加步枪的单一步兵，向拥有炮兵、工兵、装甲兵等多兵种发展，人民军队组织形态逐步实现正规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进行了以精简整编、调整体制编制为主要内容的多次改革。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军队领导管理指挥体制的基础和现代化军队的基本框架，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完成了由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全面转型；80年代的改革，迈出了由摩托化到机械化的关键一步，实现了向精兵、合成、高效方面转变；90年代以来的改革，推动我军完成了向机械化半机械化军队的转型，走上了继续进行机械化改造并同时全面展开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人民军队边战边改，边建边改，愈改愈强。我军之所以始终充满蓬勃朝气，同我军与时俱进不断推进自身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新时代我军必须向改革要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改革的向导。长期以来，受思维定势和利益藩篱羁绊，国防和军队改革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比较多，改不下去、深不下去的局面一直没有打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成为制约我军发展的严重障碍，严重影响我军战斗力生成和发展。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不改革，不全面改革，不彻底改革，我军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习主席领导推开的这一轮改革，就是坚持问题倒逼，实施标本兼治，着力攻克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为了设计和塑造军队未来。我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放眼世界，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履行好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水，勇进者胜。面对千帆竞发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对强国强军事业的时代呼唤，我们必须有赶上潮流、赶上时代，力争走在时代前列的雄心壮志。2014年2月，中央军委成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习主席担任领导小组组长。2015年7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同年11月，中央军委召开改革工作会议，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这轮军队改革是着眼长远的战略筹划，是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谋，基本考虑是为今后二十年、三十年国防和军队发展打下基础，根本指向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轮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通过重塑重构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我军生机活力不断释放、面貌焕然一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上一个新台阶。实践充分证明，强军兴军动力在改革，出路在改革，前途也在改革。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领导指挥方队首次亮相。这一方队从军委机关、五个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抽组，具有鲜明的联合特质和强烈的备战打仗指向，展现了我军改革重塑后领导指挥体制的崭新风貌。领导指挥体制，包括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两个方面，在军队组织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军队管理和作战的中枢神经。我军新一轮改革，把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作为根本着眼，确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首先解决“脖子以上”的问题，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习主席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首先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个总原则，牢牢坚持这个基石。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立足党情国情军情，在把握现代军队领导指挥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的，有着政治上的深层次考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发挥我们军事制度的优势。改革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个总原则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新形势下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军委高效指挥军队，确保军委科学谋划和加强部队建设管理。这个总原则，着眼于克服长期以来我军作战指挥和建设管理职能合一、建用一体体制的缺点和不足，使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把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区，把部队建设管理的重心放在军兵种，着力构建中央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中央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让战区和军兵种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打破总部制，使军委机关以主要精力履行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职能。2016年初，中央军委机关更换了新式胸标和臂章，这不仅是换标识，更是换脑筋、转职能。翻开军委机关各部门的职责清单，已找不到“领导”的字眼，代之以“指导”、“负责”、“组织实施”等，这标志着新的军委机关职能定位的改变。我军原来实行的总部制是历史形成的，对推动我军建设发展、保证各项重大任务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形势和任务发展，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职能泛化、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相互掣肘、战略功能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四总部权力相对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不利于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轮改革，把总部制调整为多部门制，由原来的四总部改为7个部（厅）、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就是从职能定位入手，优化军委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使军委机关真正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

打破大军区体制，使战区以主要精力研究打仗、指挥作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新成立的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指出战区担负着应对本战略方向安全威胁、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使命，对维护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全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标志着大军区体制的结束、“战区时代”的来临。从军区到战区，补上了我军多年来作战指挥体系的明显短板，实现了从战建一体到战建相对分离的转变。过去的大军区体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区既管作战指挥，又抓部队建设管理。从指挥角度说，平时主要指挥区域内的陆军部队，一旦有事还要抽组人员、临时搭台。这种体制难以适应现代军队专业化分工的要求，难以适应信息时代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如果不及时彻底调整，势必影响作战效能和建设效益，不利于军委对全军实施高效的领导指挥。这轮改革，根据国家安全环境和军队担负的使命任务，把原来的七大军区调整划设为五大战区，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起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战区主战，把部队建设管理职能剥离出去，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抽出身来，以便更好地肩负起牵引建设、指导备战、指挥作战职能。

打破大陆军体制，使军兵种以主要精力抓好部队建设管理。2015年12月31日，习主席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指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必将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载入人民军队史册。这轮改革，专门成立陆军领导机构，顺应信息化时代陆军建设特点规律，体现军种主建原则要求。在大陆军体制下，我军没有建立单独的陆军领导机构。这一方面不利于明确陆军建设的责任主体，总部管一摊，军区管一块，谁都管却没有统管，影响了陆军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过去联合指挥机构的陆军色彩比较浓厚，影响了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真正构建。随着我国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军队使命任务不断拓展，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军种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传统的大陆军体制，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特点和现代军队发展要求，如不改变，势必影响各军种在其自身建设管理上主体作用的发挥。这轮改革，组建陆军领导机构，成立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理顺省军区、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等领导管理体制机制，补齐了我军组织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短板，打破了陆军占主导的局面，实现了军队建设模式由建用一体的大陆军主导体制向军种主导、专业建设的转变，为打造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奠定了体制基础。

（本文刊于《解放军报》2022年9月28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