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中心战、人员中心战、行动中心战、决策中心战等多维度的中心战概念先后被提出。多维度中心战概念的演变，反映了依靠军事科技优势寻求平台效能、信息赋能、决策智能等优势的总体目标，更反映了人与装、谋与技、奇与正等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以中心式结构化思维辩证地认识这些对立统一关系，更便于把握其战术的本质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
强化人装结合中“人”维度融合
人员中心战与平台中心战概念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人与武器装备的关系。有的专门制定人维度战略，强调在战斗力的人维度进行持续投入，对于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是最为可靠的保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智能化武器装备的飞速发展，无人作战异军突起，对人的地位作用的质疑声音此起彼伏，强化人维度的融合、增强人维度的合力势在必行。
一是增强精神凝聚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客观物质在人头脑中的反映。战术是战斗经验的表现与概括，本身具有精神或意识上的形态，研究战术自然要把精神因素放在首位。有学者认为，战争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人类意志的较量。信息化时代，人的精神更加丰富复杂，增强人维度精神上的凝聚力，挑战和难度更大。增强人的精神凝聚力，需要统筹培养集体精神与个体精神，在引领集体精神中最大限度满足个体精神需求，在培塑集体精神价值中实现个体精神追求，用一切可用、有用的信息赋能人的精神；需要统筹培养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术认识论，坚决反对战术认识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不断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需要统筹培养战斗精神与科学精神，既要弘扬视死如归、敢打必胜的革命精神，又要发扬科学制胜、技术制胜的精神。
二是增强组织结构力。组织是军队的器官，人是组织的细胞。不同国家军事组织的设置有其特性，也有其共性。比如普遍设有国防部，区分军种结构、层级结构和区域结构，区分平时编制与战时编成。尽管建与战在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是建的统一性与战的灵活性在要求上不尽相同。增强组织结构力进而促进战建一致，需要畅通纵向指挥链路，合理界定指挥权与领导权、指挥权与控制权，做到政令相长，增强组织的纵向结构力；需要打通横向协同渠道，探索建立常态化的跨领域（组织、机构、部门）协同途径，改变单纯的任务式协同模式，增强组织的横向结构力；需要健全平战转换机制，重点关注部队领导权或指挥权变更中组织衔接、调整和健全等工作，保持组织结构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
三是增强物质保障力。战斗中人的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但精神力量也离不开物质力量的支撑。增强物质保障力进而实现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需要像为决策保障情报、为枪炮保障弹药、为车辆保障油料一样，保障好战斗装具、被装、伙食、医疗，建设好学习场地、训练设施和再教育渠道，提供好战斗条令、生理医学等方面技术服务，帮助设计多样化个性化的能力提升计划、职业发展规划，为发展人的体能、技能和智能，进而全面提高人在未来不确定性战场环境中的适应性和战斗力，提供坚强的物质和技术支撑。
深化战技结合中“技”维度实践
战技结合是战术运用的重要原则。其中的技术不仅包括实践操作层面的技术（如射击技术），还包括理论应用层面的技术（如信息技术）。可以认为，战术、技术、艺术和程序共同构成了其“战斗方法论”。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深化战技结合，需要正确把握技术与战术、艺术、程序的关系，不断深化“技”维度实践。
一是推动先进技术战术化。技术决定战术，是辩证唯物主义战术论的基本观点。多维度中心战概念的演变，也是技术推动战术发展变革的一个例证。恩格斯曾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然而，技术推动战术具有“滞后效应”，尤其在缺少实战牵引的情况下。这就需要主动推进先进民用技术的军事转化和先进军事技术的战术应用。一方面，要积极引进民用先进技术，尤其要加速推进深度神经网络、量子通信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引进吸收；另一方面，要加强先进技术装备战术训练，把练技术与练战术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新装备尽快形成新战术和新战力。
二是推动指挥艺术技术化。“艺术”是一个具有较强主观性的概念。中外学者有的认为“指挥艺术根植于指挥官实施领导以最大限度提高绩效的能力”，有的认为“指挥艺术是指挥员实施灵活巧妙和富有创造性指挥的方式与方法”。中外学者普遍将指挥看作艺术，主要原因在于：指挥尽管有作战条令、上级命令和技术保障等客观方面的依据和支撑，但更关键的因素在于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而这是比较难以用技术手段加以量化的。随着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和技术的发展，指挥的认知结构和作用机理将更加显性化，“指挥艺术”的神秘面纱将逐渐退去，指挥艺术技术化将会成为必然趋势。这就需要不断强化技术思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辅助指挥决策手段建设，持续深化人类大脑决策机理运用，切实用技术解构艺术，不断推动指挥艺术技术化。
三是推动战斗技术条令化。不少学者把技术置于与战术近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坚持战术条令化与兵种专业技术和专门战斗技术条令化的融合发展，是推动战斗条令体系化规范化建设，进而实现战术与技术在法规层面融合统一的重要途径。
谋求奇正结合中“奇”维度优势
奇与正是战术的一种基本矛盾结构，具有内在同一性。无奇便无正，无正也无奇；或奇或正，千变万化。奇与正的选择是决策中心战的范畴，奇与正的运用是行动中心战的范畴。20世纪90年代，非对称作战、非接触作战、非线式作战理论被提出。若称“对称作战、接触作战、线式作战”为正，则可称“非对称作战、非接触作战、非线式作战”为奇。从自然科学角度看，“对称、接触、线式”是概略的，“非对称、非接触、非线式”是详实的。把握好奇正结合中“奇”的维度，谋取“三非”优势是必然要求。
一是谋取“非对称”优势。“对称”与“非对称”本来是对事物或空间的形态特征的指称。对称作战是两种相同类型部队之间的交战，非对称作战是两种不同类型部队之间的交战。非对称作战理论要求对不同军兵种部队、作战力量和武器系统进行科学合理编组，在宽广的地域展开部署，在最佳的作战时机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然后迅速重新部署力量。由于作战力量的有限性，部队有正面的非对称优势，就有负面的非对称劣势。谋取非对称优势、规避非对称劣势是交战双方的共同期望，进而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交战双方在对称与非对称之间往复循环。因此，谋取“非对称”优势，要谋取作战力量、作战能力、作战指挥等多方面上的非对称，坚持和发扬“避强击弱、避实击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非对称中有效发挥优势、规避劣势。比如，在武器装备对称时争取占据人员能力上的非对称优势，在力量对称时争取占据指挥艺术上的非对称优势。
二是谋取“非接触”优势。“接触”与“非接触”是对不同事物之间距离状态的一种描述。军事领域的接触通常是以武器的投射距离来界定的。“非接触作战”的概念起源于二战，产生于冷战时期。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的内涵是随着武器装备打击距离的变化而变化的。交战双方也总是谋求在免受威胁的更远距离或更广空间攻击对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接触作战”理论在多场局部战争中得到运用。非接触作战是在远离对方的情况下实施防区外远程精确打击的作战行动样式。非接触作战体现了技术制胜、灵活机动、重心打击的思想。随着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军队将具备全球感知和全球打击的能力，“非接触”的内涵将进一步压缩至太空、认知域等空间领域。为此，一方面要立足“接触作战”实际，在接触中取长补短、固强补弱，不断积蓄胜势；另一方面要拓展“非接触作战”空间，在非接触中抢抓先手、抢占先机，不断拓展优势。
三是谋取“非线式”优势。“线式”与“非线式”通常是指人的思维或行为模式。宇宙万物运动是复杂的，大抵是非线式的，而人类的认知总是倾向于简单的、抽象的、线式的，并发明了逻辑线、时间线以及线性数学等概念。军事学中，从线式作战到非线式作战，反映了军事技术理论的发展进步。20世纪下半叶起，非线式作战就登上历史舞台。有学者指出，线式作战中各部队主要沿明确的己方前沿协调一致行动，关键是保持己方部队之间的相对位置，以增强部队的安全性；非线式作战中各部队从选定的多个基地沿多条作战线同时实施作战行动，关键是针对目标在多个决定点制造特定效果。线式作战体现的主要是行动中心战思想，非线式作战体现的主要是目标中心战思想。为此，一方面要深化运用线式作战，充分利用其便于指挥、协同和保障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要大胆尝试非线式作战，最大限度发挥其广泛机动、全维联合的潜在优势。（殷涛、邓云生、孙东亚）
